喔唷！
人称柏域噶波之圣地
总括一切圣地之瑞相；
它是开启密宗宝殿门，
护法度母聚集的地方。
每逢良辰前方半空中，
云集诸多度母及随从，
个个弹曲放声唱太平。
每逢佳节空中显彩虹，
诸多上师欢聚在一起，
显示殊胜成就之法力，
护法犹如云雾常缭绕，
消除烦恼事事皆如意。
……
倘若扼要讲述圣地相，
卫藏二地虽然很神圣，
但与柏域噶波没两样。
柏域噶波——隐匿的白色圣地，这个被古代的法祖们作过授记预记预言，历代高僧贤哲数数赞颂的神圣地方，究竟在何方？为了弘扬清净正见的释迦佛法，先贤大德们的足迹几乎踏遍雪域每一座山岗，每一个村庄，他们在许多从未听闻佛法的地方，建寺立庙，组织僧伽，推转信奉三宝的甚深巨轮；他们也打开了许多圣地之门，使那些被古人所授记预言的圣地，成为后人修法礼拜的归依之处。然而神圣的柏域噶波，这个美妙而殊胜的修证之地，隐藏在雪域何方？佛徒仍在寻找，但是人人都深知当因缘成熟时，白色的圣地将毋觅自显。
法无常恒自在，时光倏而流逝，藏历第十饶迥木猴年（158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自康区北上参加土墨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的葬礼，第二次到过青海，在将要到达蒙古诸部的祁连山南麓一个名叫扎合嘉的地方驻锡休整。达赖喇嘛发现此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非常喜欢。忽遇天空密布乌云，雷声隆隆，大雨滂沱，显现出许多奇兆和幻象。俄顷，天气放晴，看见不远处郭隆地方直直升起一道五色彩虹，达赖喇嘛深感此地殊胜异常。环顾该地群山环抱，草木繁盛，土地肥沃，谷物种类颇多，村庄星罗棋布，且具足“房土、地土俱全土之善，饮用、灌溉不缺水之善，远近牧场丰美草之善，引燃造屋用木木之善，修屋砌灶用石石之善”等十善。又见该地地如八瓣莲花，天如八辐轮，后山峰峦三迭，遍地草木莲花。大地形如佛嶓，郭隆沟曲折蜿蜒，沟口具足八支清凉水的湟水自西而东缓缓流过。各种功德正如《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和《噶当书》中对柏域噶波的授记预言，无可挑剔。达赖喇嘛因急于赶往青城（今呼和浩特），无法耽搁，遂授记：“此地当出一高僧，弘扬噶丹教法。”第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蒙古地方，其转世降生于蒙古地方，即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从蒙古赴藏，途经郭隆地方时，当地僧俗祈求建造寺院，以便皈依信奉，但因未逢良机而告罢。不久，当地十三部落头人派代表赴拉萨祈建寺院，于是达赖喇嘛派嘉色活佛端悦却吉嘉措前往选址建寺，并于藏历第十饶迥之木龙阳年（1604年）破土动工，这就是后来名震雪域藏疆的郭隆弥勒洲寺。
以上就是后来的佛教僧人们对郭隆寺（后又称佑宁寺）最初缘起的神秘而附会的说法，佛教徒的有关文献中充满了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调，不足以成为信史，但是不可否认佛教文献中的许多内容，只要通过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梳滤和辨析，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线索。有关隐匿的白色圣地——柏域噶波和郭隆寺的修建过程的神秘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藏传佛教向祁连山南麓地区的传播历史，理应受到重视。
祁连山横亘青藏高原东北部，绵延千里不绝，成为青藏高原北部的天然屏障，雪山皑皑，林海莽莽，丰富的冰川融水滋润着往南直到湟水河谷间的大片山地草原，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因此，自古以来北方许多游牧民族都曾驻牧于此地。唐代吐谷浑迁居青海，恰逢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雄才大略”统一青藏高原，因此“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抗），走青海之阴”，“逃徙宗喀（指湟水两岸）之青海”，留住在今天祁连山南麓，湟水北岸的吐谷浑人逐渐演化成为今天这一地区的主人——土族。因此，土族也是青藏高原上的世居民族，它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藏族有着共同之处。《土族简史》中说：“吐谷浑亡国后（亡于吐蕃），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附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吐谷浑人成为土族的先民，土族是以这一部分吐谷浑人为主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而逐渐形成的。”这也说明土族在族源上与藏族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上述的诸多共性决定了土族在文化的历史抉择中，更多地倾向于藏族。
吐谷浑人早先信奉类似于中北亚萨满教的原始宗教，迁居青藏高原后逐渐受到藏族本教的影响，重鬼佑巫，崇拜鬼神，本教文化逐渐成为土族民间的深层信仰，这种古老的宗教文化今天仍是土族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例如“缽伯子”，这种既类巫又类似僧的神职角色，在土著人族民间极为活跃，他们治病、求雨、祈福禳灾、驱役鬼神，完全从事着巫师的职责，但他们在活动中又供奉德松桑吉（三时佛）、齐尔加（大威德金刚）、丹木阵（马头明王）、卓勒玛（绿度母）、卓勒卡尔（白度母）等神祗，表明土族民间的巫师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浸润和渗透，似乎已经成为巫术和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混合物。
吐蕃朗达玛禁佛灭法后，许多佛教僧人逃亡吐蕃边地，安多地区湟水两岸成为逃亡僧人们的避难之地，祁连山麓正以其秀丽风光，和远离尘嚣的静谧，吸引了许多高僧在此苦修传法，佛法圣地柏域噶波的美名由此传出，并随“下路弘传”而扬名于卫藏一带，成为信徒们心目中的圣地。但是，土族地区地处汉、藏、蒙交界地带，在历史上残酷的东征西伐中，屡被异族征服，佛法一直未能兴旺发达，圣地柏域噶波也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当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法眼智慧，看到郭隆地方五色彩虹直上苍穹时，不仅宣告了此地就是古代预言授记的殊胜圣地，而且早已对此寄予了某种深远的希望。格鲁派自宗喀巴大师创建以来发展蓬勃迅速，大有冲破噶举派一统天下的势头，这就引起噶举派及其信徒第司藏巴汗的恐慌与仇视，教派之争日益尖锐。乌云蔽日，危机四伏之际，达赖喇嘛北上青海与蒙古俺答汗会晤，既为寻求度化之地，更为寻求一支堪为依*的铁蹄武装。第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北上蒙古，路经土族地区，发现此地沃野良田、牧场丰美、物产极丰，北上翻越祁连山即可入蒙古界地，将来卫藏形势有变，此地可作回旋。于是，柏域噶波与格鲁派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
藏历第十饶迥之木龙阳年（1604年），嘉色活佛在一世松巴活佛丹曲嘉措的协助下破土兴建寺院，最初建成嘉色活佛寝宫，大经堂、神殿等，百余名出家僧人亦各建有寝舍，并创建参尼扎仓（显宗学院），寺院初具规模。明朝末年，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结成供施关系，固始汗率部进驻青海，以强大的武力支持格鲁派的发展。《佑宁寺志》载：“固始汗丹增曲嘉征服喀尔喀却图汗和白利土司后，从其残部中划封栋夏一带的德措以上、夏科河以下的华热地区、宗喀流域、吉拉（大通河）流域的土族牧民部落悉数奉献与郭隆寺。”后来又确定八个游牧部落长期供养坐夏法会、神变祈愿法会，并规定各农牧部落定期向郭隆寺缴纳羔皮等税赋，承担劳役。
清建国后，格鲁派在藏区政治上完全占居了优势，一枝独秀，郭隆寺也因此而获得了许多特殊待遇，规模发展日益宏大，先后又创建了密宗、时轮、医明等学院，使它在学规上显密并举、体系完整。特别是在清前期的顺治、康熙年间，郭隆寺获得空前繁荣，入寺僧众日见增多，经堂佛殿屡次扩建，寺僧在周围农牧区弘法建寺，又形成诸多分寺，以至于郭隆寺在鼎盛时期有大小经堂、僧舍、昂欠等2000多个院落，僧侣7000多人，不仅号称“湟北诸寺之母”，名震雪域上下、清廷朝野，实际上郭隆寺已经成为一座规模庞大的宗教城市，是土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然而郭隆寺的灾难和毁灭一如它的迅速发展，来的突然而令人吃惊。1723年（雍正元年）由于受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牵连，郭隆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清将年羹尧火烧郭隆寺经堂及僧舍，致使十四部《甘珠尔》、《丹珠尔》经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悉数焚毁于火海之中，寺院法台二世却藏活佛洛桑旦丹坚赞、丹麻活佛及喇嘛数百人被诱杀，幸免苟洗者逃散各处，皇皇郭隆寺不复存在了。
十年之后，由郭隆寺驻京之土观国师、章嘉活佛的多方努力，雍正皇帝敕令重修，赐额“佑宁寺”，周围土、藏民众欢欣雀跃，入寺为僧者蔚然成风，佑宁寺僧人一度又增至3000人。不幸的是，清同治五年（1866年），佑宁寺再次毁于战火，寺僧只剩70余人，致使佑宁寺从此一蹶不振。
正如那柏域噶波的五色彩虹一样，郭隆寺的辉煌短暂而耀眼，但是那灿烂的历史已经成为人们心间抹不去的记忆，也许就在郭隆寺屡遭劫难的那一刻，信徒们才真正觉悟了佛经中所讲述的世事无常、法无自性的箴言，那曾经栉次相连的亭殿楼阁、富丽堂皇的经堂神像，顷刻间化为灰烬，然后又在流沙满积的残垣断壁是重新塑造新的崇拜偶像，面对着反复无常的毁损与重建，人们更加坚定了趣入佛道的决心，在光怪陆离的情器世间，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智慧，终将成就解脱正果。总之，郭隆寺的巨大影响，使土族民间逐步接受了藏传佛教，而信仰藏传佛教又使土族传统文化从鬼神崇拜的巫术文化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土族的许多高僧大德以其渊博的学识，济世的品德，声名盖世，成为土族人民的骄傲。
章嘉活佛是土族地区最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因第一世活佛扎巴鄂色生于郭隆寺附近之土族张姓人家而得名，后改称章嘉。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曲丹被康熙帝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后，历辈章嘉活佛常驻北京嵩祝寺、内蒙多伦诺尔善因寺，以及山西五台山，主持漠南蒙古藏传佛教事宜。清朝康、雍、乾年间，历辈章嘉或给皇帝讲经说法、或充使入藏、或往来于蒙古各旗，地位颇高，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哲布尊丹巴并称四大活佛。
历辈章嘉活佛中名声最为显赫者当数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他不仅身为国师之职，而且精通藏、满、汉、蒙古等多种文字，为盖世之学者。1736年（乾隆元年），奉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古文，声震朔漠南北。1753年。协助庄亲王翻译编校《首楞严经》，并刊为汉、满、蒙古、藏文四体合璧本。后又编篡了《同文韵统》、《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造像度量经》、《喇嘛神像集》等。个人著述有113种之多，广为流传的有《宗派建立论· 须弥妙庄严》、《达赖格桑嘉措传·如意宝穗》、《五台山详志》等多种，不仅扬名于蒙藏各地，在汉地佛教界也享有盛誉。
土观活佛也是闻名朝野的转世系统，一世土观活佛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县托红村,后讹称土观村,故称土观活佛。二世土观活佛却吉嘉措曾随二世章嘉活佛进京谒见清帝,被封为呼图克图。25岁时任郭隆寺法台，39岁时又出任塔尔寺法台，极受雍正皇帝崇信，封他为“静修禅师”。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以博闻广识，通晓藏、蒙、汉诸种语言而著称，曾与塔尔寺寺主阿嘉活佛主持建成了塔尔寺因以得名的八座如意宝塔。一生著作极富，传世的有17部，其中《善说一切宗派源流及教义晶镜史》（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以资料丰富、翔实，评论客观准确而为各派僧众首肯，是研究藏传佛教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此外，还著有《贡巴饶赛传》、《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塔尔寺志》等。
松巴活佛也是郭隆寺著名的转世系统之一，一世松巴活佛因出生于松巴部落而得名。历辈松巴活佛中博通五明，最为善巧者首推出三世松巴活佛益希班觉，毕生著述共9函68部，1748年所著之《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简称《如意宝树史》），对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在藏蒙汉三区的传播作了详尽的叙述。除佛学著作外还有《青海史》、《南赡部洲总志》、《松巴堪布传》以及医学著作《医辽海洋宝简集》等五部。
除了这些名扬一时的大学者外，土族地区在僧俗两方的事业上获得大成就者，如秋夜繁星，难以串数。他们在藏传佛教向土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功德，以难以言说分明，但是，在他们之后，土族民间对藏传佛教的信仰状况，通过当代学者们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或可知其一般。1956年在土族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族聚居区人烟稠密的地方一定要有一所较大的寺院，凡是有土族人家聚居的村落也一定有一所小喇嘛庙。喇嘛是土族中的一种特殊阶层，不必劳动即可得到比一般人民更高的享受。一般家庭都有将儿子送去当喇嘛的情形。不过远不如藏族有两三子的必然送一子作喇嘛那样普遍。一般说来有两三子的十家中七、八家要送一子作喇嘛。同时一般人家供有佛堂的也不像藏族那样普遍，在互助县土族中只能估十分之五、六，在民和县土族中估十分之八、九。也有许多人在身上带着装有护身佛像的“格乌”。……人们的一生大事如婚、丧、疾病等，以及一年的节日生活都与喇嘛教有关系。同时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防治水旱虫灾等等，处处都是寄托在喇嘛教的信仰和巫术的信仰上。而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是与寺院有不可分的关系。这种情况在互助县更为显著。那里的许多土族农民耕种寺院的田地，住寺院的房屋。人民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为这种信仰所支配。互助县土族家家家有嘛呢旗子插在院中或墙上，同时家家有烧柏枝敬佛的煨桑土炉。不只人畜得病时要请喇嘛占卜念经祈祷，即是一般遇有天灾人祸，及疑难问题时，也要请喇嘛来占卜禳解。”
由此可知，藏传佛教已融入土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更成为其文化心理积沉的主体部分，它在宗教上已与藏族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
隐匿的白色圣地——柏域噶波已为信徒们开放，吉祥的五色彩虹永远在信徒们内心升起。
注：
①《佑宁寺志》，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尕藏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三辑，第62页。
③摘自《菩提树下》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