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与发展，是随元、明、清中央王朝的鼎盛而兴旺，随中央王朝的没落而势衰时睿智沉潜，彼岸神灯成为共同的心灵慰藉，兴旺时则意气奋发，迎来一个个民族文化交流的高潮。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与乾隆皇帝长达60年的亲密关系，就是清朝最鼎盛时期民族关系史上绚丽灿烂的篇章。我们凭吊古人回味这信服永不朽的业绩，也由此而回溯藏传佛教在清代时，在汉地特别是在北京地区传播的基本概况。
藏传佛教与清朝的关系，应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还在辽东创基业之时。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祖父觉昌安遭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承袭父职为建州左卫指挥，并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东北各部的政治生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仿照历代汉族王朝体制，建“天命”，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的形势下，以“七大恨告天下”，公开坚起了伐明的大旗。然而以东北一隅与明中央对抗，悬殊太大，且有左右两厢的朝鲜与蒙古诸王，归顺明朝，对大金政权具有极大的威胁，特别是蒙古喀尔喀、察哈尔诸部，虽然互相攻伐，无暇顾及其他，但任具有极强的实力，不容忽视，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是稳固后方，窥机入关的政治保障。努尔哈赤在与蒙古王公联姻结好，订立攻守同盟的同时，感觉到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人心向背，因此，他在参酌元、明两朝的统治策略的基础上，把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作为联合、结好蒙古的重要政策。
据满文史籍《满文老档》记载，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前一年，即1615年“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天上玉皇庙等，共七大庙”。据考证，此时的佛寺虽是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融和型式，但是努尔哈赤本人则深受蒙古地区佛教的影响，甚至衣冠服饰及生活习俗也多随蒙古。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发布通令，保护各地寺庙，“不准任何人毁坏庙宇，不准在庙内拴马牛，不准在庙内屎尿，如有违令——毁庙或拴牛马者，即逮捕治罪”，这一措施颇得蒙古民众好感。努尔哈赤对藏传佛教的礼遇政策，好引起了一些藏族高僧的注意，天命六年，藏族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从科尔沁到达后金，弘扬佛法，被尊为“大金喇嘛”，在他圆寂后又建塔立碑，以彰后世。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所刻，是时囊素喇嘛有门徒42名，可见当时辽东已有不少喇嘛。努尔哈赤的这一政策很快也在蒙古各部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政治影响，一些部落王公不堪连年的内部纷争，率众投奔辽东，努尔哈赤一律优礼相待，后来竟成大势所趋，投奔者愈来愈众，大大加强了后金的实力。
皇太极继位，决意承袭父志，以入主中原、取代明朝政权为级终目标。为此他继承了从努尔哈赤以来对蒙古王公和藏传佛教的政策，进一步密切了与藏传佛教上层的联系。
皇太极在与蒙古族的交往中深刻感到，远在卫藏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对蒙古民族具有精神领袖的作用，与之结好，定是裨益无限，于是，崇德四年（1639年），谴使往卫藏拉萨延请达赖喇嘛。而此时在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虽然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下，在教派争斗中取得绝对优势。仍渴望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持，然明朝政权此时已风摇残烛，危若朝露，不足为依*。而皇太子占据东北，又兼并漠南蒙古诸部，声势正盛，明之天下，必得其得，与他结好，更有利于格鲁派的长远发展，因此，派出伊拉克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往盛京，并与1642年到达盛京。皇太子对此喜出望外，率众臣出怀远门迎接，并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之礼，以平等之礼相待，待伊拉古克三返藏时，致书达赖、班禅等，公开表明将尊崇藏传佛教，还至于书固始汗欲敦理高贤，以佛法护国。为贯彻这一思想，皇太极于盛京立像建寺，供养僧人。早在元世祖时，帝师八思巴僧铸千斤的玛哈噶拉铜像，作为元朝的护法神，奉于五台山，元朝灭亡后，藏僧沙尔巴活佛将其移至元裔察哈尔部供奉，成为内蒙古的护法神，深得蒙古族崇奉。1643年，黄太极征服查哈尔，墨尔根喇嘛将此尊像移至盛京，皇太极以其所具有的重大象征意义，特命建“实盛寺”用以供奉。后又依喇嘛之言，在盛京四城门外，各建喇嘛庙一座，即用光寺、建延寿寺、法轮寺、广慈寺，并令额设喇嘛驻寺梵修，每寺建一座塔，并借机散布说“四塔成，当统一”，为统一全国制造舆论准备。
满族入主中原，占明宫而居之，建立了大清帝国。由于种种原因，满族并未形成一套自己的智力国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建立政权，多因袭明朝典章制度，接受了汉族文化，认为“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把孔孟之道奉为治国指南。而藏传佛教以其精深的思想内容、浓郁的密教色彩，也深得统治者的青睐，乾隆皇帝曾说：“佛教贯儒理，兼爱斯人仁”，原本信奉萨满教的满族，入关以后在宗教信仰上，更多地倾向于藏传佛教，无论朝廷民间，莫不颂经持咒，崇佛之风日盛。
清初诸帝，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是作为统治这的理智又时时警告佛教的恣意发展，以及政教合一的制度的日益完善，必然会造成对其同志的威胁，所以自皇太极以来一直奉行既尊崇又限制的策略，面对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在蒙藏人民心目中的至尊地位，朝廷决定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青海佑宁寺（郭隆寺）章嘉活佛系统的扶持，就是实施这项政策的最典型例子。
据《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记载，章嘉活佛系统最先自释迦牟尼的弟子祖达尊者，之后历辈转生为成就者释迦喜年、龙王达巴拉、大译师噶瓦贝则、卓浦巴、斯斯日巴、朗塘巴·多吉僧格、八思巴、索南坚赞、大慈放王释迦也失、却吉坚赞、班觉桑布，到第十三世扎巴俄色时，因出生在宗喀章嘉村而得名“章嘉活佛”（友人说是因生在张姓人家，故称“张家”；康熙帝时，以其不雅，改为章嘉），即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第一世章嘉活佛。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桑曲旦，1624年生于青海湟中，19岁时，前往卫藏求法，十年后声名大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因与锡蜉图胡图克图调解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而得康熙召见。为制约达赖喇嘛在藏区的势力和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康熙皇帝决定扶持章嘉系统。先封其为札萨克达喇嘛，掌管理藩院印务处，后又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宣布“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你一人掌管”，让他总领内蒙古佛教事务。
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转生于今甘肃凉洲，经五世班禅看视，确认为第三世章嘉活佛。幼年被送往驻锡地郭隆寺供养。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领兵反清，郭隆寺事有牵连，被年羹尧、岳钟琪放火焚毁。雍正皇帝曾赐章嘉活佛听受深广教法，作为祈愿即位执政的因缘，曾赐章嘉活佛一副珍奇宝具，后来果然实现，因而对章嘉活佛生大景仰。因此时也心中突然想起，章嘉活佛的专使在兵荒马乱之中，恐受磨难，大为不安。立刻传旨：“朕的上师章嘉大国师之转世尚在彼处，应火速送来京师，不得有分毫伤害。”年羹尧找不到章嘉活佛，只好下令15岁以下的儿童，一律不准杀害，这使无数儿童棉早杀戮。郭隆寺被焚之时，7岁的章嘉活佛被几个护侍喇嘛藏到山洞中隐蔽起来。清军接到雍正皇帝命令，四处寻找，并贴出布告，限数日之内交出小活佛，否则将大肆烧杀，众喇嘛因此而慌乱一团，而小活佛却不愿“为我一人累及无数性命”，坦然走出山洞前往清军营帐，在刀枪林立的森严气氛中，面对清将岳钟琪的高声喝问，小活佛对答如流，从容不迫，使这位“抖着威风寻人硅石的责难者威风大减”。
小活佛被送往北京后，深得雍正皇帝的喜爱，勒令其享受前世章嘉活佛一切尊贵的生活待遇，驻锡崇祝寺，并让他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一起读书，由此而开始了与乾隆皇帝长六十年的亲密关系。章嘉若贝多杰在清廷不仅通学了汉、蒙古、满等族的语言和文字，还勤习藏文经典，主要学习“二圣六庄严”所著经典，并随锡蜉图胡图克图修习密法，很快他于诸大论圆融无碍，于密法也获得殊胜成就。雍正皇帝信奉佛法，所以经常召章嘉入宫，交流修法体验。
及至乾隆皇帝登基，对于自幼一起长大的三世章嘉活佛更是敬重推崇，封其为驻京掌印喇嘛，参与蒙藏事务。乾隆皇帝本是文韬武略之君，多受清朝宫廷环境之影响，也信奉藏传佛教，对弘扬佛法之事，自是倍加支持。
《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记载 了许多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为弘扬佛法而积累的众多功德.当时,皇帝下诏说:“如今佛教盛行与蒙古。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已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甘珠尔》前所未见，章嘉活佛宜董此事，将诠释佛语之所有论疏翻译成蒙语”。章嘉活佛虽遵圣旨，但认为须先厘定译语，因为“大蒙古之各个地面，语音大致相同，然而细微差异仍有不少，特别是翻译经籍之名词称谓尚未厘订。诸译者各随其意，译名各异，多不统一，致使闻修者难以理解，贻害匪浅。应将经典中名词的译法统一汇聚，刊布发行，以利翻译。”皇帝大悦，降旨照此办理。于是章嘉活佛编写了《正字学---贤者之源》按般若、中观、上下对法（即集论与俱舍论）、毗奈耶（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学、声韵学、工艺学、训诂学等类别，编写了前所未有的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字典。以此为译经标准，由章嘉活佛和赤钦活佛为译主，汇集许多通晓经籍及蒙藏两种文字的大善知识，自藏历铁鸡年（1741年）十月十五日起至水狗年（1742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全部译完。乾隆皇帝过目裁定，倍加赞赏，令御府梓刊行，流布于蒙古各个地方。
蒙古文《丹珠尔》译成后的第三年，皇帝从章嘉活佛听受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详细询问佛教在雪域是如何弘传的、出现过哪些佛教大师？讲论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建立的？章嘉俱作了陈述。而后皇帝谕示：“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庙。若兴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传习大有利益。过去怙主萨班和八思巴大师等在此方建有讲习佛法的寺院，而今徒余其名。皇祖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康熙皇帝与前辈章嘉活佛虽然在多伦诺尔之汇宗寺建立了讲修显宗的札仓，但在京城未建讲经之札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皇城宫中创建寺院，内设闻思全部显密知识的若干扎仓，定会使佛教复兴。”于是，由御库拨给经费，于乾隆九年（1745年）将雍正之藩邸雍和宫改建为一座寺院，外筑一道宽大的围墙，内部建有大经堂，右有佛堂，左有依怙殿，还授戒殿、白伞盖佛殿、药师殿、印度佛堂、甘丹佛殿、法轮佛殿、天王殿、门楼、鼓楼、钟楼等，所有陈设用具都由府库配备，无不齐全。皇帝赐寺名为“噶丹敬恰林”（意为兜率壮丽洲）。同年，又集中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的500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创建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学习各种知识的杂明扎仓和医宗扎仓等四大经院。遵照乾隆皇帝“担任各扎仓喇嘛和教师的格西须由西藏派遣”的谕令，显宗扎仓的喇嘛由哲蚌寺的哈东热绛巴·阿旺曲培担任，密宗扎仓的喇嘛由日喀则色派密院的喇嘛官却丹达担任，杂明扎仓的喇嘛由摩觉夏仲担任，医宗扎仓的喇嘛由彭措扎林担任，僧众的教师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18名格西担任。寺院建成后，皇帝经常亲自来视察，让格西给他讲经说道。第二年（1746年），新寺院依藏区寺院之例，创建新年祈愿法会，创立了立宗答辩和授与学位的规矩。藏传佛教由此在皇宫里扎根，并得到了广泛的弘扬。
大约在建新寺之时，乾隆要求从章喜活佛秘密听受各种佛法。章嘉活佛先简要传授“自我皈依指导”，又教授藏文楷书与草书的写法及正字，皇帝表示虽然佛法无边，种类繁多，但决心弄懂全部教法的要点，于是章嘉活佛给他传授总摄显密二道的《菩提道次第论》、金刚持官却坚赞所著的《道次指导偈颂》，以此为蓝本，逐字逐句进行注释讲解，使皇帝心悦诚服，并发愿每天修习所缘相。因此，后来在修习密法时，无论国事多么繁忙，也从不中断。之后，乾隆皇帝开始学习密法，首先受章嘉活佛的本尊“胜乐铃五神”灌顶法，密法修习视上师为佛，因此，灌顶时，皇帝请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一直跪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如律所受教法。乾隆称“章嘉国师从前是朕之上师，现在成为朕之金刚阿黎”，对上师和教法信仰笃诚，坚持每天上午修证道次，下午修证胜乐二次第，每月初十日举行坛城修供、自入坛场、会供轮、供养等活动。
由于皇帝崇信佛法，因而也使几位皇子、宗室诸王、朝廷臣僚及后妃，甚至一些豪绅贵族和宫廷太监，都纷纷要求从章嘉活佛听受各种随许法和考诫，受持居士戒和斋戒者日益增多。由于汉地佛教密教衰落，一些和尚法师也从章嘉活佛学习密法。章嘉活佛因此而在京城声名大噪，史载章嘉“黄帷车过处，都人仕女，争取手帕铺途，以轮毂压过，即为有福。”
随着满族人信奉藏传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乾隆皇帝欲建专由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乾隆说：“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居住莫顿（即盛京，今沈阳）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之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活佛认为此举功德无量，极力赞助。遂后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僧。章嘉活佛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给他们传授居士戒和沙弥戒。皇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活佛在其弟子阿旺却贝的帮助下，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并因为藏文诵经语调不适合满语念诵，于是专门为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音调。
寺虽建成，尚缺满文佛经，乾隆认为《大藏经》有天竺、藏文、汉文、蒙古文诸种，然而佛典禅语深邃，更有汉经中的咒偈，以翻切这法注音，难得佛法秘旨，而满文用意明畅，反可得其旨归，于是在西华门内设清文经馆，命章嘉活佛以蒙古文、汉文两种大藏为蓝本，按部翻作满文，历十余年而成。
乾隆皇帝与三世章嘉活佛，交往达60年，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既为君臣，又为师徒，既为清朝初期的鼎盛时代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殚思竭虑，又为藏传佛教的弘扬广大鞠躬尽瘁，其君臣师徒交往厚密，令后世仰观叹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世章嘉活佛在五台山镇海寺圆寂，世寿70，皇帝闻讯，悲恸欲绝，但也知他已出三界，不久又可转世再来。于是以7000两纯金造一座镶嵌无数珍宝的大塔，将遗体安放塔瓶内供奉在镇海寺。
乾隆皇帝生前在清东陵还亲自设计了一座充满藏传佛教色彩的陵墓：在举行大祭的隆恩殿前，专设有喇嘛念经的西配殿，其地宫的八扇门上，各雕一尊菩萨立像，地宫的明堂券券顶浮雕着“五方佛”，穿堂券两壁浮雕“五欲供。”金券的东西两壁各雕一尊佛像和八宝香案，棺椁上布满了漆雕的喇嘛经文，整个地宫石券顶和两壁也阴刻许多经文，计有梵文647个，藏文29464个，将其最终归宿装扮成了十足的佛教殿堂。
有的研究者认为“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也“绝无为释子眩惑之弊”，也就是说清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而决不入教信奉，这种结论并非客观实际，不仅有如上所言，就是从清代宫廷中的藏传佛教文物和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也可见其一斑。
清宫藏传佛教文物首先是分布各处和佛堂，即清代帝后们在宫中礼佛瞻拜的场所。清宫佛堂将其建筑形式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独立建筑，分6个区。中正殿区：包括中正殿、中正后殿、中正殿东配殿、西配殿、香云亭、宝华亭、梵宗楼、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这是全部由佛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是宫廷佛教活动的中心。建福宫花园区：慧曜楼、吉云楼、广生楼、凝辉楼、敬慎斋。慈宁宫区：大佛堂、大佛堂东庑、西庑、英华殿。慈宁花园区：慈阴楼、宝相楼、吉云楼、成若馆、临溪亭。御花园区：千秋亭、澄瑞亭。宁寿宫区：佛日楼、梵华楼、养和精舍、柳斋、养性殿东配殿、西配殿，以及养心殿东配殿、西配殿。总计34处。
第二类为内含于建筑之中者，计有7处：养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西暖阁、颐和轩东暖阁、寿康宫东暖阁、惇本殿东西暖阁。
清宫佛堂与民间寺院不同，在使用上分人而用，在规模、形式和陈设上，各有不同。
供皇帝使用的佛堂，是总领宫中佛教事务中正殿和以中正殿为核心的一座庞大、独立的院落，包括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梵宗楼、宝华殿等大小十来座佛堂，此外还有设在皇帝寝宫的养心殿西暖阁和养心殿东、西配殿内。乾隆皇帝在坐满60年帝位而“禅让”之后，特建太上皇宫殿宁寿全宫，在寝宫养性殿仿养心殿规制，设有修练密法的小佛堂。
供皇太后使用的佛堂数量最多，集中在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内，包括慈宁宫大佛堂和慈宁花园内以成若馆为中心的一组佛殿，有宝相楼、吉云楼、慈阴楼等。而皇后嫔妃们则以英华殿为佛堂，英华殿在明代就已成为后妃们的拜佛之所，便迁居慈宁宫，终日诵经拜佛，一心只修来世。
太子的佛堂设在重华宫内崇敬殿东、西暖阁两处，因重华殿曾是乾隆太子时的居所。而作为皇子书房的毓庆宫内之惇本殿东、西暖阁佛堂，也是为皇子们专设的。
这些佛堂或集中于一区，或散布于花园各处，或与寝宫相连，供奉的全都是藏传佛教的神像。清宫佛堂建筑，在风格上融汇汉藏，创造了一套别具一格的建筑特色，藏式建筑特有的红台、白台、喇嘛塔及堡垒式的建筑造型和汉式建筑的宏伟与和谐，又体现出浓烈的宗教色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雨花阁。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修练密法的需要，建雨花阁。它是宫同内最大的密宗殿，与南侧的以显宗为主的中正殿相对应，构成了清代宫中崇奉藏传佛教的中心。雨花阁外观为三层，内部实是四层。其外观是华美高耸的汉地阁楼式建筑，而阁楼四角之攒尖顶上立有一座重达265斤的鎏金喇嘛塔，阁顶满覆鎏金铜瓦，再饰以卧鹿法轮、法幢、摩羯鱼等表示佛法战胜外道的象征物，这些都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建筑标志。阁楼垂脊上安放的四条鎏金巨龙，又充分显示了皇家集王法与佛法于一身的特点。雨花阁的内部结构则完全按照藏传佛教对密宗的四续部分类理论而设计，第一层是智行层（事部）、第二层为德行层（行部）、第三层为瑜伽层（瑜伽部）、第四层为无上层（无上瑜伽部）。底层的智行层为各扎仓僧人念诵三重三昧耶仪轨的场所，设有三座巨大的掐丝珐琅坛城，系乾隆时命三世章嘉活佛按藏密式样建造的，分别供奉大威德、上乐及密集三大主尊。
为了供奉高大的主尊像，佛殿多建成天井式，环天井的回廊上，供有各种佛像、菩萨。佛堂内狭小的空间、陡斜的楼梯，昏暗的大殿内只有从天井斜射进几缕光线照在悬挂的唐卡上，这种神秘气氛完全相同。如果说西藏寺庙中的这种格局，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建筑技术的特点，清宫佛堂则或许是借此有意制造一种神秘的氛围，以表示帝后们对佛的虔诚。这些为数众多的佛堂除了少数是明代遗留或顺康时代所建外，大部分都是乾隆时所建，由此也反映了乾隆受佛教影响之深。
与数量众多的藏传佛教堂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满族原先信奉的萨满教的活动场所在清宫只有坤宁宫一处祭所，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入关进驻北京之后，至少是清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追求解脱和寻求来世的幸福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有佛堂密室之设，则必有佛像、法器之供，因此，清宫保留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包括佛像、唐卡、书籍、法器等，既有藏区进贡之物，更有许多是宫廷自制的。
内地造藏传佛教佛像，始自元代。实际上元、明、清三代在宫廷都设有造像坊，元代有梵像提举司、明代有御用监辖的佛作、清代则设造办处。从明代的造像看，具有明显的汉地风格：质地以黄铜为主，镀金灿烂，发髻呈葫芦形，五叶冠精美柔和，脸型方正端庄，菩萨像上身裸，双肩披巾，莲座莲尖出象鼻纹等。清代宫廷造像,大约始自康熙时期,直到乾隆时代的造像特色。乾隆时代的造像多以模仿西藏为主,许多护法神像难以分清是何处所造。
宫廷造像以小型为主,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先画纸样,再塑蜡样,后交造办处铸造。清宫造像除了要严格遵循《造像度量经》的规范外,还直接听命于皇帝。乾隆皇帝对造像十分内行,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对造办处底佛像经常提出修改意见,例如曾”传旨将佛冠不周正出收拾好,起手内经挪在肩花上安供,肩花上经换下呈览。””四臂观音哈达板了,照释迦佛哈达一样往像里做,还要长些,钦此。”甚至亲自动手设计佛像发样,”乾隆三十八年……交出御笔画得发纸样一张,奉旨威 金刚发矮长高二分,照交出发样零改造。”宫廷造像师不仅有内地的善巧者,还有来自西藏、尼泊尔的工匠,他们将精湛的铸造技术传到宫廷,与汉地的造像工艺结合,创造了清代宫廷独具特色的造像风格:不仅严格遵循西藏艺术比例精确,描绘精心的标准,而且在选材上,大量使用金,银等贵重物品,显示皇家气派,做工精细,表层加工光滑,镀金亮。但是宫廷完全一致的造型又不免于呆板,不如西藏佛像生动而富有神韵。
唐卡是藏族绘画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前弘期松赞干布时已经出现。唐卡所表现的题材,以佛像画和高僧传记画最为普遍,也有一些反映明间生活习俗的,还有少数是描绘西藏天文历法和藏医藏药的,所以用途极为广泛。
清宫唐卡也有藏区进贡和宫廷自造之分,当时西藏唐卡被称为“藏画”“番画”,而宫廷所绘唐卡被称为“京画”。藏画进入后宫,一般由宫廷工匠重新装裱,换轴头,选用宫廷名贵锦锻做裱边。宫廷唐卡,则由中正殿画佛喇嘛绘画,造办处装裱,另外宫廷画院画师及造办处画匠也秉承皇帝旨意参与绘制。宫廷所绘唐卡主要是西藏唐卡的仿制品,但是由于汉族画师以及西洋画师的参与,使宫廷唐卡风格多样，独具魅力。藏式唐卡构图饱满,几乎不留空白,着色艳丽,富于渲染力。而宫廷唐卡在构图上一般较为疏朗,空间感较强,主要形象独立于画中,周围是汉地的青山绿水,给人感觉较柔和轻松,是一种汉藏合嬖的艺术。皇帝的藏装像是宫廷唐卡中值得注意的特殊内容,藏传佛教认为汉地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皇帝着菩萨装的形象,屡见不鲜,因此也可知藏传佛教与皇帝二者之间互相敬重的关系。
大量的藏传佛教典籍也是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北京藏文佛经的颗印主要是又设在崇祝寺的”番经厂”刊印,即所谓的”北京版”经典。宫内藏书，除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外，还有乾隆内府金泥本《甘珠尔》、满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等，刻写精美，装饰毫华。藏文经典的翻译、印行，使帝后王公们更加迅速、全面、准确地理解佛教的教义思想，促进了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法器是作法时必不可少的器物。藏传佛教法器大致可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道六大类，故而数量极大。清宫法器也归造办处制造，其特点是取材广泛，用材考究，造型规整，做工精细，细微之处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藏区法器取材单一，主要是金、银、石、泥制，多采用雕凿或敲击方法，轮廓清晰而细部粗糙，精致、华贵逊色于宫适之物。
名目繁多、隆重奢华的佛事活动，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佛事活动不仅成为帝后王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已成为国家政治运作的重要内容。
清朝上承元、明之制，在宫内设有专门的管理藏传佛教活动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据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这一机构成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之事，初期由内务府官员与大喇嘛负责管理，以后逐步升级，设中正殿管理大臣专管中正殿念经处，下设员外郎二人，副内管理二人，而宫中佛堂日常念经上供，由专设的太监喇嘛负责。《大清会典》还规定：“凡各处念经喇嘛及堆画坛城，绕坛献舞鸣法器，净地面诸执事喇嘛，皆由管理大臣除派。……又中正殿首领太监喇嘛二名，太监喇嘛四名；永安寺首领太监喇嘛二名，太监喇嘛八名。如首领太监喇嘛缺出，于太监喇嘛内挑补。”
太监喇嘛是藏传佛教在清宫传播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清帝为适应宫廷宗教活动而专门设置的，是从小太监中挑选聪慧者经过学习传教经典后，剃度着黄而成为太监喇嘛，他们兼有僧侣与奴仆的双重身份。
清宫的大型佛事活动，由中正殿行文，京城喇嘛印务处派各寺喇嘛进宫。主要活动有一年一度的“送岁”、“跳布扎”等。吴振在《养吉斋从录》中说：“腊八日中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众喇嘛于殿下唪经。达赖喇嘛、章嘉胡图克图至驾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义,佛事毕乃散,谓之‘洞黎’,清语吉祥也,俗谓之‘送岁’。……十二月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设供献，关设冠袍带履诸物，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施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众神护而分之，当时‘得禄’之义。殿瓣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历’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打鬼。’”“跳布扎”非清宫独有，北京雍和宫、黄寺都有规模宏大的“打鬼”活动，更是京城百姓一大盛事。清宫的这些宗教舞蹈直接来源于藏区。据《章嘉国师若贝多杰传》记载，乾隆皇帝下令成立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教习“噶尔”和神兵驱兵驱鬼的“羌姆”两种舞蹈，按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准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法会时，就在宝华殿前表演“噶尔” 或“羌姆”，这些活动直到清末仍未停止。
清宫日常的念经活动，更是名目繁多，可谓年无虚日。按《大清会典》所记，每年有400多人次的喇嘛在皇宫各处念经，为皇室消灾免难祈福延寿，所念最多的是《无量寿经》。到20世纪初民国小朝廷时，清宫佛事活动仍照旧举行，如“宣统十五年正月初三日，白塔寺乌喇嘛等带领各寺庙喇嘛等二十五名在宝华殿唪威胜王经一日”。是年为1923年。可见藏传佛教在清宫中影响之广泛、深远。
